换个前提做文章

漫画：定罪

孙燕

4月30日，被河南商丘市农民赵振海“杀害”的同村人赵振裳突然回家，这一铁证，让赵振海结束了11年的牢狱之灾。在纠正这起错案时，发现当年在证据方面疑点多多，最大者是用来认定赵振海杀人的井中无名尸，无头无四肢，作为证据时没有凑成全尸，也没有追查凶器，没有确定凶器所能造成的伤痕与尸体相符，且尸体高度腐烂，做了4次DNA未能确定死者身份，就判定赵振海犯故意杀人罪。于是追究当年办案的责任人。可当年参与此案的法医却说：“当年并没有疑罪从无这种说法，法律上存在弊端，不应该让个人担责。”

法医此番话，是想找国家制度的一个纰漏做前提，来为责任人开脱。姑且不论法律当时是否确立了无罪推定的理念，就只上文所述的最大疑点没有解决，即便《十五贯》戏剧故事发生的年代，也无法确认故意杀人罪成立吧？

这叫换个“前提”做文章：前提不同，结论大不一样。比如去年6月10日，浙江湖州两名男子乘一个女孩酒醉将其强奸，南浔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，认为他们是“临时性即意犯罪”，判决各入狱3年。湖州市中级法院干预，重新作出判决，认定为强奸罪，且属轮奸，分别判处两人有期徒刑11年和11年6个月。值得注意的不仅仅是具体案件上的量刑高反差，更重要的是以变换前提形式表现出来的不良用心。

这种不良用心不仅在司法领域存在。一些人办事常有“超常规”思维，这种思维的第一选择就是从目标确定前提。这种确定，有来自上面的，也有来自下面的。来自上面的，主要是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意志，他要达到“一呼百应、说一不二”的效果，往往就要他人以自己的喜怒哀乐为前提，至于国家制度这个办事的大前提，那是可以爱理不理的。这种前提的确立导致的，就是霸道作风甚或权钱交易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产生，而手下以一把手的话“一句顶一万句”来看待，也就在实际上确立了大家的办事前提。一地官场生态处于这样的前提下，上下联手干坏事也有可能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，安徽阜阳颍泉区委原书记张治安打击报复举报他的李国福，就有区检察院、公安分局、纪委的一干人参与陷害，而对张治安本人的经济问题却一句不提。结果，李国福冤死狱中，亲属也被无辜牵连。这种一人报复、众人听令局面的形成，最终归结于一把手那个前提的“统领”。当上级领导部门干预时，张的经济问题败露，行贿、作恶的人首先落马，张本人也受到法律的审判。前提一变，结论迥异。

可以断定，这些人在悔过与检讨的时候，少不了拿体制问题做前提，为自己开脱。与此类似，一旦犯错，就从客观上找原因、立前提的，可说比比皆是。为了谋个于己有利的结论，他们甚至还会制造前提。透过诸如此类的“前提争夺战”，我们看到的是，当以谬误为真理时，服从、追求丑恶的用心可以制造出非常规的前提；当原则被置于浮躁社会，又被物欲包围时，恶就会成为谄媚、腐败、权欲选择的前提；当权大于法时，有法不依、枉法裁判的用心，就会改变实事求是的原则前提；当能瞒则瞒、能骗则骗、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思确定时，就可以不惜集体撒谎，编造相应的前提。

为了结论而确定前提的“倒流水”作业还会不断地做下去，这就不免让人忧心。这种顺序上的颠倒，前提往往就成了坏事的遮羞布、谋私的挡箭牌，也可成为对付“来敌”的“撒手锏”。它被用于事件调查，就是基本定性的依据，是各种事实材料服务的主轴，是是非判断的准绳，是对外口径的框框；被用于官场，就是唯上还是唯实的导向，是正风还是歪风的旗帜，是站向哪一方的准则。它有影无形，但往往又通行、管用，虽“土法制造”，却约定俗成，而这正是悲哀所在。（《半月谈内部版》2010年第7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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